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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己:天福山起义-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诞生与发展

发布日期:2017-01-20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梁彦超 字号:[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胶东人民难以忘怀的一天。就在这一天,党的胶东特区委员会,领导人民拿起长枪、土炮、大刀和红缨枪,举行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胜利诞生。

这次起义,犹如巨声霹雳,燃烧起冲天烈火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三军”的大旗,漫卷文登、荣成、威海、蓬莱、牟平、海阳、黄县、福山、即墨等县(市),胶东人民精神振奋,胶东大地一片生机。面临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的胶东人民,看到了生存的曙光,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武装起义的胶东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武装,创建了自己的武装,没有根据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没有政权,创建了抗日民主政权。

我作为天福山武装起义的参加者,永远忘不了武装起义前后艰苦斗争的动人情景。

天福山起义前,胶东党曾经组织过武装斗争。地主阶级勾结国民党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对穷苦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剥和压迫,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时揭竿而起!进行反压迫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冬,在我党的领导下,胶东一部分县的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一·四”暴动。斗争的锋芒,直指反动官衙和地主豪绅。手拿土枪大刀的农民,高呼着“反对高租高息和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田地!”“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北上抗日,解放东北!”等口号,打盐务局,围区公所,攻乡夺镇,收缴枪支弹药,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害怕,山东军阀(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急派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和警备旅,加上当地反动军队约三、四万人,对这次暴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当时领导起义的特委书记张连珠同志,在暴动中英勇就义。反动军队,日夜清剿文(登)荣(成)牟(平)海 (阳)一带。在黄山山西头和大庄头,由当地的联庄会和保甲长领路,包围村庄,搜捕参加过暴动的人,就用铡刀铡,有的用绳子绑在马尾巴上拖,拖死后又割下头来挂在城墙上,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胶东。这次暴动虽被镇压下去,但“一一·四”暴动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农民起义的革命骨干保存下来,挺进昆嵛山,勇敢地坚持着革命斗争。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急剧加深,全国的政治形势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从过去的宣传发动抗战,过渡到全面战场的实战。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执行一条压迫人民的反动路线,散布“抗日必亡”的反革命论调,对日妥协退让,导致日本侵略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侵吞了我平津、华北、上海、太原等大片国土。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消极作战的政策,给动员与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造成了严重障碍。驻守在济南的山东军阀韩复榘,在张牙舞爪的敌人面前,一触即溃。胶东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惊恐万状,有的准备当汉奸,有的则携款带眷逃跑。地方反动武装,什么保安队、联庄会、盐警队等乌七八糟之徒,象一群饿狼疯狗,向人民猛扑过去,到处敲榨勒索,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广大劳苦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抗战的宣言,号召全国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宣布了十大救国纲领。中共胶东特委,冲破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抗日救亡活动的阻挠和破坏,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动员人民“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武装保家乡!”号召“共产党员站在抗日的最前列!”“每个党员,不放松一刻工夫,一切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开始了。中共烟台市委以“民先”为骨干,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学生,分赴福(山)牟(平)农村、宣传抗战。各地的教师、学生也相继组织起歌咏队、演唱队,走镇串乡,高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半斗米》等抗日宣传节目。各地共产党员也都根据特委的意图,运用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对象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曾参加过“一一·四”暴动的文登县神格庄一带的一些老同志,听说党将举起抗日的旗帜,纷纷要求到抗日队伍里去参加武装斗争。在沟于家, 我以村里小学校董的身份,张修竹同志以夜校教师为掩护在农民和学生中开展工作,使这个“一一·四’暴动后被誉为“小苏区”的山村,更加生机勃勃。我们把编印的传单,贴到村头、市集口及路旁的树干和石碑上,狠造抗日舆论。党的武装抗日的主张,唤醒了寂静的山村。

“对呀,一人一心一盘沙,联合起来力量大”

“誓死不当亡国奴!有人领着干我们就干到底!”

埋藏在群众中的抗日怒火只待点燃了。

八、九月间,在北京上学的共产党员孙一山同志,受北方局的委派回胶东自己的家乡,发动抗日斗争。林一山同志回来后,东去文(登)荣(成),西到蓬(莱)黄(县),与各县的共产党员联系,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十月,石匠玉、宋澄、刘中华等同志,丛狱中出来后,也先后回到胶东。他们在自己的家乡,积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为武装起义增添了力量。

是时,在胶东各地还有一定数量的国民党杂牌军、地方军政人员和封建地方武装,其中有的愿意与我党合作抗日,有的则保持中立,企图在抗战过程中保存力量,还有的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破坏抗战。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十月,柳运光、与于浪同志,按照特委的指示,到牟平城找国民党政调处主任屈凌汉,商谈联合抗日的事宜。在昆嵛山区和于得水同志一起,坚持革命斗争的王亮同志,这时虽然还未与特委取上联系,但抗日心切,便只身到文登县政圳处开展工作。

柳运光、于烺找到屈凌汉,提出国共合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的建议。狡猾的屈凌汉一面表示愿意合作抗日,一面又转弯抹角地摸我们力量的“底”。他不止一次地提问:“贵方到底有多少人?枪支弹药怎样?力量有多大?”柳运光同志神态自若地回答:“我们的人很多,枪支也不少,只是群众踊跃参加,仍感枪支不足,屈先生能否设法帮助解决。”屈凌汉支支吾吾地表示,联合抗日可以,帮助解决武器“无能为力”。其实政训处是韩复榘训练的一批知识青年,派到各县专事军事训练的,借此抵制蒋介石派人来山东占地盘。它只是一个空架子,什么实权也没有,但它却代表一种势力。这次商谈,使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王亮同志与文登县政训处进行商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文登县政训处在威海《黄海潮报》上刊登了这项协议。阴险狡诈的文登县长李毓英,一见报上刊登的这个协议,怕我们和政训处联合起来吃掉他,便装出一付坚决拥护联合抗日的姿态,假惺惺地说什么“我早就准备抗日了,共产党为什么不和我谈判?”他既然扬言要抗日,我们就表示欢迎。于是特委又派柳运光和于浪前去商谈。在商谈到拉队伍抗日时,李毓英耍起两面派,坚持要所有在文登境内活动的抗日武装,全都归国民党文登县政府统一领导,对我们提出的各抗日武装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主张,死也不肯接受。这就暴露了他实际执行的是一条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抗战路线、由于国民党政府缺乏诚意,联合抗日的谈判没有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李耀文、曹漫之、李蔚川等同志,根据特委的部署,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在荣成的国民党军政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抗日活动。

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有一天,主持胶东特委工作的吕志恒同志找到我,要我到昆嵛山区去找于得水同志。于得水同志是一九三五年“一一·四”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暴动受挫后,他带领着三十几名暴动队员进了昆嵛山。从此,胶东半岛出现了第一支精悍的人民武装一胶东红军游击队。他们在昆嵛山里,饥食野菜,渴饮河水,夜宿山洞,受尽艰辛地坚持游击战。他们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化零为整”,经常下山,打击地头蛇,为民除害,张贴传单,扩大政治影响。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反动派,则经常派便衣,埋伏于村头,隐藏于路旁,每逢集日,层层设卡,严加盘查,甚至贴出布告,悬重赏缉拿于得水。所有这些,敌人都枉费心机。红军游击队在这里坚持战斗,达两年之久,已经成为我们与各党派联合抗日的坚强后盾,成为我们即将举行武装起义的骨干。为此,我也感到自豪,愉快地接受了特委的指示,匆匆地作好准备,就从我的家乡——文登县沟于家直奔昆嵛山去找于得水。

我装扮成串乡收账人的模样,肩头背着钱褡子,趁着黑夜上了路。一踏上路,红军游击队上山时唱的那支激昂、雄壮的歌曲,好象又响在我的耳边:

大雪飘飘在天空,

胶东正在闹革命。

官府布置“清乡团。

军阀下令向我攻。

机枪扫,大炮轰,

多少烈士流血红。

失败开出胜利路,

革命一定能成功:

我爬坡上崖,越沟过岭,专拣树林子和荆棘丛走,操近路,恨不能马上就见到于得水。十月底的天气,夜里山风很凉。我忘了冷,忘了饿,只是一股劲地走,一夜没歇脚,天蒙蒙亮便赶到了。我很快找到了于得水。我们俩一见面,于得水同志一头扑到我怀里,高兴得流下了热泪。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经年累月、孤军奋战的老于,一旦见到了党派来的同志,怎能不激动呢!于得水讲了他们开展斗争的情况,说起找不到特委的焦急心情,这位铮铮铁汉眼泪又止不住地淌下来。我是轻易不掉泪的人,此时我的泪也一串串地落在老于身上。

待到心情平静下来后,我把特委决定准备武装起义并要他带领队伍出山的事告诉了他,这时,于得水同志兴奋极了,不知他从那里弄来了一瓶酒,咕咚喝下一大口,把嘴一抹,说:“可是盼到日子了,照特委指示办,嘿嘿,准备起义!

光阴过得很快,一九三七年的严冬来临了。一天夜里,尖利的西北风卷着碎雪满天飞,天冷得伸不出手。我正和吕志恒、柳运光、张修竹、林一山、宋澄、王台、于得水等同志在我家里议论最近一段时间的抗日发动工作情况的时候,忽听有人敲打后窗,我出门一看,意料不到,竟是理琪同志站在我的眼前!

理琪第一次来胶东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他和特委的同志一起,共同总结了“一一·四”暴动的经验教训,整顿了党组织,使革命斗争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同年底,因叛徒告密在烟台被捕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营救出狱,并接受了山东省委的指示,重返胶东工作。

理琪同志的突然到来,大家都很激动,一齐让他上炕暖和。他笑笑说:“不用,不用,我心里很热! ”说着,在一条凳子上坐下,便和吕志恒同志商量,决定立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决定。

会议检查了前段工作以后,理琪同志说,“蒋介石同意抗战,完全是被迫的。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不是真诚的,对人民的抗日运动仍然不肯开放,对人民的革命力量又十分仇恨。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省委要求我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乡,发动抗日群众运动,使用一切能够使用的武器,举行起义,把千百万群众武装起来,在胶东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我们原来就在准备起义,现在有了省委的指示,理琪又回来领导工作,大家十分高兴。同志们热烈发言,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变动时期,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胶东地区广大工人、农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教师、学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地主富户也有人倾向抗日,面对日本人的侵略,民族矛盾加深,国民党内部也在起变化,死心塌地想当汉奸的只是少数。当然,大家也清楚地看到,眼前还有障碍,还会遇到困难和曲折,这就是群众发动的还不够充分,形势发展的还不够平衡,国民党反动武装还很嚣张。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武装起义势在必行,党的指示完全符合胶东人民的愿望,于是会议研究决定:起义地点,在天福山。天福山地处文(登)荣(成)威(海)边区,环境偏僻,交通不便,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周围的群众基础较好,有利于我们举事。起义时间,定为十二月二十四日,接近年底、可以乘敌不备,突然进行。会议还确定,要进一步作好各方面的准备,所有干部都分散到各地大发动群众,统一行动。为了防备万一,参加起义仪式的,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主,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宋澄、王台、张玉华等同志连夜赶写传单、标语,我和张修竹同志加紧筹划供给。……

一个伟大的壮举就要实现了!从理琪同志十二月十五日带着省委指示二次来到胶东,到正式举行武装起义、前后只有九天的时间!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个难忘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天还不亮,胶东特委的几个领导同志便登上了天福山。在玉皇庙里,大家凑在煤油灯下,再次周密地研究天亮后的具体行动。天福山静得很,周围的一切也都静悄悄的。头上稀疏的晨星闪闪烁烁,山脚下村庄的灯火忽明忽暗,偶而传来一两声狗叫的声音。可是我们每个人心里却极不平静!想起肩负的使命,想起即将展开的斗争,人人心里都象揣着一团火。天刚拂晓,于得水、柳运光等带着红军游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昆嵛山里赶来了。接着,金牙三子、柏希斌以及其他参加起义的同志,也都冒着凛冽的寒风赶来了。天福山骄傲地拥抱着英雄的胶东儿女!大家相见,谁也不说话,彼此只是庄严地点一下头,或有力地紧握一下手。

天大亮了,火红的太阳升起来,天福山今日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起义仪式正式开始了!首先,理琪同志代表特委讲话,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现在,抗日的烽火在胶东燃烧起来了。我们要争取一切愿意抗日的人,都投入到抗日斗争的行列中来。当他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时,一面绣着银色大字的军旗迎风竖起,紧接着,“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在空旷的山谷里震响。我看着迎风飘舞的军旗,禁不住眼睛潮润。那是我在特委决定起义的会议后,专程跑了几十里山路买回的红布,又和家里人连夜赶制出来的。为了打起这面红旗,特委的同志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人们曾付出多少血的代价啊!战士们凝视着迎风飞舞的军旗,军旗映红了战士们英勇斗争的面容。

根据特委决定,参加起义的全体同志,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个宣传队。理琪同志当时特别强调,一大队不仅是一支先遣战斗队,更是一支武装宣传队。要通过武装宣传和斗争,扩大抗日武装,特别是要把过去已脱离家庭或半脱离家庭的同志组织起来,动员教师、学生到部队来,解决和充实政工人员;对国民党的驻军,则宣传国难当头,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对想逃跑投敌的国民党官员,要把他们的武器拿过来,交给人民用来抗战;对地主、资本家,动员他们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抗日为先。

就这样,这支起义队伍从天福山拉下来,在沟于家村稍作停留,紧接着便按特委部署,西进文(登)牟(平)海(阳)开展武装斗争的宣传。我和张修竹在沟于家做联络工作,接待来往的同志,理琪、吕志恒、柳运光、林一山,分头到各地,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

于得水把队伍集合起来,宣布了部队纪律;不打人,不骂人,不拿老百姓半点东西,吃饭要开条子,损坏东西要赔偿,人人都要做宣传工作。纪律宣布后,他带着队伍向西挺进。临别时,理琪握着于得水的手,一再叮嘱:“老于啊,我们要向西发展,使胶东与鲁南联成一片,你这次西进的任务,很艰巨,又很光荣啊!”于得水斩钉截铁地回答:“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

天福山起义,各地纷纷响应。在莱阳,中共莱阳县委以“民先”为骨干,发动抗日武装,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了三军第九大队,庄扶吾同志任大队长,沈阳同志任政委。在即墨,袁超同志以少先队为基础,集合散留即墨境内的海军陆战队,于二月举行起义,成立了三军第七大队。在蓬莱,于眉、于仲淑等同志组建了三军二路。在黄县,陈文其、范心然、仲曦东、陈迈千、王纬仲等同志,组建了三军四路。在烟台,中共烟台市委动员了一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了三军各路部队,市委书记李丙令来到三军总部。

三军的大旗,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武装斗争的壮丽序幕,给占领了济南、青岛的日寇背上,插上了一把尖刀。广大人民欢庆有了自己的武装。大家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地看望自己的队伍。各地三军队伍每到一村男女老少送水送饭。青年人踊跃报名入伍。

我党举起三军大旗后,胶东也出现了一些冒牌所谓抗日游击队。地主、土豪劣绅、官僚,慑于起义人民,也慌忙地拉起队伍,打着抗日的旗号,企图巩固封建统治势力。特委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大局为重,对这些杂牌地方武装仍是在斗争中求团结。但他们的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他们不抗战,也不让人民抗战。

三军威声大振,大地主、恶霸、土豪惊恐万状,他们一面连连向盘踞在城里的国民党政府告急,一面偷偷地加紧购卖枪枝,补充那些冒牌的所谓抗日军。国民党军政官僚,看到迅猛发展的人民抗日武装凶相毕露,搞突袭,搞暗杀,妄图扑灭蓬勃兴起的人民武装。牟平的反动武装,在一天黑夜溜进上夼村,捕捉发动抗日的共产党员丁希田未成,把他的老二和丁学云同志捉去了。海阳县长赵长江派出匪徒到圈港村将邵川田同志绑去,活活拖死。顽固派张建勋、苗占魁等部,埋伏在扁担峪,鹰嘴石一带,准备突袭我起义部队,幸被我及早发现,绕道而过,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文登县长李毓英这条地主恶霸的忠实走狗,勾结县大队长丛镜月,纠集公安局、保安队、盐务局、联庄会等共五、六百人,埋伏在葛家集一带。十二月三十日,我一大队到达岭上村,正在向群众宣传抗日时,被这股反动武装突然包围。为了避免冲突,保存抗日力量,宋澄同志带领干部和战士二十九人,与李谈判而遭到逮捕。于得水同志指挥留下的同志坚决抵抗,突围脱险。宋澄等二十九名同志被敌人绑押到文登城。敌人发现被捕的人中有金牙三子、王洪等三同志,是被他通缉的参加过“一一·四”暴动的人,当即杀害了他们,又将其余二十六人投入了监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岭上事件”。“岭上事件”的同一天,特委派往牟平、海阳两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大老王、丁希昆等八位同志,在海阳县圈港村,被国民党海阳县长赵长江率匪徒三百余名所包围。我方高喊“我们是抗日军,我们要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赵逆竟指挥匪徒向我八位同志开枪射击。大老王、丁希昆二位同志掩护其他同志突围脱险,丁希昆不幸中弹牺牲。大老王在击毙敌小队长后,在自己身上使用了他剩下最后的一颗子弹。穷凶恶极的敌人,扒出了大老王、丁希昆二同志的心。反动派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这一回,敌人打错了如意算盘!反动派的阻挠、破坏和血腥镇压,不仅没有丝毫动摇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念,相反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无比愤慨,增强了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特委详细分析了当时新的形势!“果断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及时提出利用一切矛盾,打击坏中之坏,争取中间,团结进步,立即采取行动,从敌人手里把武器缴下来,加紧武装人民大众。正是在特委这一思想指导下,起义队伍迅速发展,战果不断扩大。

一九三八年一月,林一山同志到威海,通过政训处的孙端夫(“民先”队员)和专员孙望风的弟弟孙玺祺( “民先”队员),了解到威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经过理琪、林一山、孙端夫等同志的努力,争取了海军教导队的中立,与孙玺风达成协议,他把一部分枪支交给我们,我们护送他离开威海。于是,我们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由我带进威海的三十几名小伙子,孙端夫从政训处带出的三、四十人,共六、七十人,把孙玺风的一个军械库打开,把人全副武装起来,在威海又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高举“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旗,威武雄壮地离开了威海。

文登县盐务局头子王兴仁加紧反共,盐警到处捉人,捜刮民财,群众无不痛恨。一天,一群盐狗子到顶子村抢劫捉人,我起义军前往将敌包围,从敌人手里夺回武器,武装了自己。不久,又连续缴下了高村、黄山、汪疃等乡校的枪支。在很短时间里,起义武装又发展到三百多人,枪二百多支。

于得水同志带着脱险的战士,返回特委驻地沟于家。宋澄同志趁李毓英逃命之机,组织被捕同志越狱,也回来了。

随着队伍不断扩大,特委根据新的形势,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由理琪、吕志恒分任正副主席,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理琪任司令,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把部队整编为两个大队,一个特务队。第一大队孙端夫任大队长,宋澄任政治委员。第二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马同志(名字记不清了)任特务队长。特委还派王亮、柏希斌、王本贤、张铎、曲荣本分别去海阳、荣成等县去继续组织发动武装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日军由青岛分兵进占福山、烟台,并西窜蓬(莱)黄(县)掖(县),东犯牟(平)威(海),国民党的县长纷纷逃跑,剩下的一些官员和地方土杂武装,认贼作父,屈膝投敌,成立“维持会”,建立伪政权。在这乌云压城的时刻,三军挺身而出,奔赴抗日最前线。第三大队留守保卫机关,防范顽固派丛镜月、郑维屏、张建勋等部捣乱,理琪同志亲自率领第一大队,星夜兼程,奔袭牟平城。二月十三日、牟平城被我军攻克,活捉了刚到任两天的伪县长宋健吾、伪商会会长常继伍和伪公安局长等,消灭了伪商团百余人。当天下午又血战雷神庙,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各地起义军乘胜出击。二月十五日,三军二路围困蓬莱城,伪县长孙季瑞投降,三月四日,孙又叛变,我二次攻克蓬莱城,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三月七日,掖县县委郑耀南等同志,率部攻克掖县城,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和抗日民主政府。三月十九日,三军一部攻克福山城,陈煜率部反正,后叛变投国民党。事实告诉了人民,三军是真正的抗日武装,坚定了胶东人民抗日的必胜信心。

四月末,三军各路部队会师黄县。掖县三支队在迅速发展。渤海区兄弟部队七、八支队东进掖(县)黄(县),人民武装汇成了抗日的巨流,初创了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三县抗日民主政府,九月十八日,三军和三支队在掖县沙河镇合编,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是人民的军队,它和人民一起挽救了胶东抗战初期的危局,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不断地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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